本文作者
苏斐，1953年生于合肥。1970年初中毕业于安徽芜湖一中，七二届芜湖一中高中。毕业后十年学过工做过代课教师，1982年考上公务员，1985年电大不脱产毕业，1984年进入省市森林警察序列，从警18年，2002年机构改革时提前退休，时为二级警督警衔。退休后出国带外孙，同时陆续发表短文小说等千余篇，笔耕不缀。
作者：苏斐
芜湖一中百年校庆时，我这个曾在芜湖一中前后呆过十年之久（上学和留校）的人，居然没有收到母校的邀请函，理由是我们文革期间入校的几届学生不算数——这算是怎么回事？！我们从少年走向青年最美好年华的中学生生涯算是白瞎了吗？
闲话休提言归正传，安徽省芜湖市有个著名的省重点中学，也是全国重点中学的前甲之一，那就是我的母校芜湖一中。2012年在香港与老同学香港中文大学纬纶化学院院长、中科院院士吴奇合影
芜湖一中是个百年老学校。它的前身系创建于清乾隆年间的中江书院（1765年）。1903年，书院改制更名为皖江中学堂，从此这所百年名校进入办新学（中学堂）的历史过程。在这里，许多革命家、思想家、教育家、学者留下了光辉的足迹，著名的历史人物有严复、陈独秀、刘希平、高语罕、蒋光慈、沈泽民、曹渊、吳组缃等。
新中国诞生后，芜湖一中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，如著名数学家钟家庆、中科院院士卢强、中科院院士、清华大学原校长顾秉林、中科院院士周远、中科院院士吴奇等。
1966年以前的芜湖一中，新生入学第一课便是校史教育，站在那幅辐射全国的历届知名学子分布图，每个新生都会豪情万丈，其中包括我的哥哥，他多次在我们弟弟妹妹面前描述那副场景。
百年校庆时我们文革期间入校的学生不算数，可是我的同班同学吴奇，因为是中科院院士、美国物理学院院士、港中大化学院院长却被盛情邀请；同班同学朱德祥，当时的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也被母校邀请并且是坐主席台的贵宾。
左3为芜湖市委原副书记常务副市长朱德祥同学
我是1966年小学毕业直接分配到芜湖一中的，直到1977年我离开芜湖一中另谋生路，我在这个学校呆了10以上年，我恐怕是芜湖一中历史上呆得时间最长的学生，见证了文革十年芜湖一中最不堪的一段混乱历史。我是1966年进芜湖一中的，正赶上文革初期红卫兵批斗抄家正酣。
从中一（芜湖一中文革前初中部不叫初一初二，而叫中一中二。那时一中是五年制试点，一、二年级要读完整个初中课程，为与其他学校有所区别，才叫中一，中二）到高三的学生们和北京的红卫兵一样，把自己的老师以各种罪名揪出来批斗甚至大打出手，我哥哥每天在吃饭时兴奋的报道：xxx被剃阴阳头了，xxx今天在批斗会上被一脚踢得跪下了.....等等学校揪斗老师的新闻。
我们初来乍到没有老师可以揪斗，班主任杨秀珍战战兢兢不知如何是好，每天只是开会也不敢管我们。记得我曾跟在学哥学姐后面看抄校长刘乔的家，在刘乔家的战利品里看到从未见过的麻将牌，获学长们的允许拿了一枚“发财”回家。
接着没课可上老师同学都不见了踪影，我自己家因为文革一开始就遭冲击，父亲被批斗游街家被抄，所以对家里叫“生无可恋”跟在学哥学姐后面混，参加了芜湖一中敢死团。住进了科学馆二楼北边的房间，那里是敢死团的地盘。
芜湖一中与敢死团对立的红卫兵组织叫“红大”，敢死团属于芜湖联动派系，“红大”属于芜湖三筹处派系。敢死团和红大的头目都是高三的，敢死团头头有傅法义、许诗金等；红大头头有高志远等。芜湖一中东边山坡下是一个很大的操场，与芜湖地委所在地张家山只一墙之隔。我家住在张家山地委大院，上中学时没走过一中大门，都是直接从围墙缺口（总是有人扒出墙洞）处进入学校。
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博客叫“我见过许多死人”，有一段写芜湖一中文革武斗中学生打死学生的事情，节选如下：
芜湖一中是一个普通的中学，文革武斗中就死了8个学生。一中敢死团死亡学生名单：胡晓九、傅永国、王广琛、吴诗桐、石全。
左起胡晓九、傅永国、王广琛、吴诗桐、石全（右上小照片）
很遗憾没有收集到李光、张达聪、周以林3人的照片，照片背后的文字材料是敢死团成员娄有成40年后的反思文章，娄有成虽然没有被打死却付出了13年的牢狱生涯以及终身代价。 （现在还有几人会记得死者？随着他们的亲人逝去这些人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，笔者经过反复寻踪确定了以上名单——这些十几岁的芜湖一中学生，不幸死在文革武斗中。）
一中“敢死团”和“红大”两派红卫兵势不两立，十几岁的中学生心智尚未成熟正处在叛逆期，二派从最初的打嘴仗（都说自己是保卫毛主席的，对方是保护资产阶级司令部的）迅速发展成武斗，抢了部队的枪支弹药占领教室驻点各自为阵，每天放高音喇叭互相对骂，放冷枪射杀对方，甚至袭击对方抓人打杀泄愤。
王光琛长得块头很大，是一中“敢死队”的一员干将。他被红大学生抓到捆绑起来关在房间内，用麻袋蒙住头几个人轮流用体育铅球将他活活砸死；胡晓九在芜湖“7.13”三筹处对联动的血腥镇压时，被“三筹处”的人持枪一路追杀打死在芜湖县的一条河渠中.......
“红大”一个叫李光的学生，两派对峙时被敢死团学生击中身亡（文革结束后放枪打死李光的娄有成被判13年有期徒刑，在这场文革武斗中学生双方都付出了惨痛代价），红大学生抬尸体游行最后把李光葬在神山市烈士陵园最高处中央，树了一块巨大的碑，文革过后墓与碑被迁走不知所踪。我那时刚刚进一中参加了“敢死团”是最小的成员，只当是好玩能在学校住宿吃食堂，跟那些学哥学姐们在一起哄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认为自己这一派是最忠于毛主席的，对方一派是“保皇党”。
武斗前夕我被父亲揪回了家不许出门。有一天突然听哥哥说高三的胡晓九被打死了，温和戴着一副眼镜的胡晓九经常去我们女生宿舍，还夸过我会写七律诗不简单，我对他既崇拜又有好感，闻讯他被打死在水塘边，从青弋江里打捞出尸体，我难过的要命哭得一塌糊涂，非要去参加敢死团的抬尸游行，最后被父亲看住未能去成。
一中大操场旁是黄土坡挖的大窑洞，里面堆满了武斗打死的人的尸体，都是用单位木制招牌或杂板草草钉个盒子装殓，东倒西歪一摞摞堆到窑洞顶大概有几十具尸体。
我家住在张家山与一中只有一墙之隔，天天到一中操场去学自行车，有时和伙伴们约好到窑洞看棺木体验恐怖。穿过东西透过光亮的窑洞通道四周都是死人的棺木，夏天因为尸体腐败的臭气，我们掩鼻强作镇定飞快地穿过窑洞——张家山地委大院里的半大小子包括女孩，几乎都玩过这种体验。
一中操场最恐怖的还不是操场旁边窑洞里的那些棺木死人，而是我哥同学的哥哥石全，一具孤零零的棺木就放在一中操场的跑道上无人问津，我学骑车时远远的就怕经过他，可是鬼使神差地每当骑到棺木前就直挺挺的撞过去，每次都吓得我弃车逃跑。
石全那具棺木被好奇的孩子掀开了棺木盖，露出了死人后又被人挑开衣服，春去冬来从一具尸体逐渐变成腐肉最后变成白骨，学生证等散落在棺木周围的草地上——还要听哥哥绘声绘色的说与死者弟弟的故事，真是毛骨悚然。 1968年的某一天，突然听到敢死团老高三的一群人在议论，说是所有的学生红卫兵小将，马上都要被送到农村去上山下乡，印象最深的是高三才子秦秀春悲愤的仰天大呼“同学们，我们上当啦，现在不需要我们（造反），我们被抛弃啦！”
秦秀春8年后1975年4月才从农村回城，分配在搬运公司一大队与社会底层苦力为伍，秀才贫困潦倒50来岁时脑溢血过世。写过一篇芜湖历史人物的传记《张孝祥》，提笔想起当年那个个子高高戴副眼镜的白面书生，不由得扼腕叹息。
芜湖一中66届高中生是史上最悲催的一届学生，高三已经毕业没能上大学，这些精英才子的命运被历史开了个残酷的玩笑，成了上山下乡学生中的年龄最大者。高尔品因病残没有下放农村，留城分到市环城西路小学当代课教师，后到市文联，再调省文联。1968年芜湖一中不但所有学生（从中一到高三）被下放农村，原校教师也被整体下放到宣城，我们这一届学生被退回小学上七年级。1968年退回小学两三个月后重新分配，我又被分配到芜湖一中。
1968年重新分配到芜湖一中，在教师宿舍灰色平房前合影。二排中间4位分别是：孙栋华（安大中文系毕业生，实习副班主任，后任芜湖市文化局局长）；朱宝珏老师；军代表周志山；班主任叶凤翔老师
1969年芜湖一中更名为东方红中学。当时的芜湖一中与三中合并校址迁往三中。那时芜湖市十几个中学合并分别改为东方红中学、延安中学、芜钢五七中学、八二五中学。中学的编制按部队编制，我们不叫班叫排，东方红中学三营（原一中学生，还有二营非一中学生）有14个排，1到7排是66届小学毕业生，8到14排是67届小学毕业生，我分在在3营5排。
至今有很多同学我记不住，因为那一届人太多太杂，大约有2千多人。
这一拨人是所谓的“小三届”，即66、67、68届小学毕业生。从1969年到1970年初中毕业，几乎没有正经八百地读过几天书，东方红中学时期的学生只干了几件大事：1，搞文革搞运动号召学生互相检举揭发（从抓现行反革命到家中有人卖菜卖鸡蛋的投机倒把行为）；2，党的九大召开宣传；3，做砖挖战壕；4，军训拉练。岁月蹉跎40多年过去了，初中很多同学我都忘记了姓名，唯独一位叫陆素芬的女同学至今记忆犹新。
新来乍到学校，陆同学属于那种内向话不多的人，每当开会她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坐在一边不太合群，引起一些女同学不满（女孩子喜欢嫉妒）。头天有人说她假干净（资产阶级思想）坐在操场上开会，屁股底下还要垫上手帕报纸，第二天就是晴空霹雳——有人检举她把毛主席像坐在屁股底下，（那时的报纸哪天哪张没有领袖像？）现行反革命立刻交送学校革委会处理。
陆同学吓得魂飞魄散，走运的是她出生工人家庭全家查三代红彤彤的找不出动机，哥哥还是工宣队，经过他哥哥通融从轻发落，在全校大会上检讨过关，胆小矜持的她做梦也没想到爱干净能招致如此大祸，还记得当年在全校大会上检讨时她小腿发抖哭得像泪人一样。
还有一个印象是一次全校开大会，现场抓走一个学生说是写反标的（好像之前要每个学生都写几个字交上去对笔迹），据说是二营的。东方红中学教师都是临时拼凑的，不是小学教师调来的就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，因为原来的一中教师都被下放到农村去了。
离开了一中校园也就失去了一中的文化氛围。东方红中学班上乱糟糟的，每个班都有五六十个学生，每天上学要带红宝书毛主席语录（专人检查），每天上课前集体朗诵林彪的《再版前言》，三呼万岁后再背诵毛主席的《老三篇》，再读毛主席语录，一套程序下来差不多就到下课时间了。下堂课依然如此，没有哪个老师敢直接讲文化课。
几十年过去了，英语课除了26个英文字母以外，合肥腔的“握克丝、派人思，安得数九丝”Workers、peasants and soldiers（工农兵）；郎郎赖夫Long live chairmanMAO（毛主席万岁）依然朗朗上口没有忘记，毛主席语录更是倒背如流，根本不用翻书。
男同学发明了用样板戏台词作弄老师，每天上课调皮的男士把课堂变成演样板戏的舞台，上课热闹哄哄的大家都很开心，完全没有学习压力老师也乐得轻松，实在难以评估这些教师的教学水平，叫管理员更合适。
女同学最钟情忠字舞（我一向以为广场舞就是忠字舞的前世今生）。1969年“九大”召开前后，是班上女生表演的黄金时期，学生不但在学校演还要上街演，市中心的鸠江饭店和陶塘（镜湖）边，学校的卡车上高音喇叭震耳欲聋为九大营造气氛。那个阶段学校班级的名人都是演样板戏的主角和调皮的男生。1969年中苏关系紧张，毛主席发出“深挖洞、广积粮、不称霸”“备战备荒为人民”的指示，我们东方红中学连装装样子的上课都被彻底取消了，天天在学校挖战壕、挖土做砖头。每个排都下了任务排与排之间竞争，每天和黄泥巴掼黄泥巴（倒模具）累得不行，家里父亲还发火，说是花钱上学天天去做砖头，我们生怕父亲一怒之下不让我们上学了。
我们把老芜湖三中挖的坑坑洼洼沟壕遍布，一次校门口靠镜湖边出了车祸，大家停止挖战壕跨过战壕去马路边看车祸，结果在前面的战壕里发现了一个死人，后来听说是合肥过来自杀的，一天见2个死人记忆深刻。
在家和弟弟一起打背包，松松垮垮七歪八扭怎么也弄不好，还争家里的军用水壶当然争不过男孩子，军帽军背包军大衣是当时最时髦的用品，只有我们老干部家存有零星所以也是炫耀的资本，那可是用钱买不到的。弟弟老绵羊（外号）有段军训往事让我们家人感概了一辈子。那就是军训轮到他值日烧饭，大清早起来发现鸡蛋不够（一人一个），他做好饭后硬是说自己吃过鸡蛋了，据说别的同学值日都是先吃2个再说的。
步行到当涂县我走到崩溃，满脚燎泡以后再也不敢轻易参加军训拉练，所以后来的下乡拉练没有印象可能没去，在此引用老同学董群的一段回忆：为了“备战备荒”，我们这届学生背着行李等被疏散到繁昌县新林公社（步行70多里），我班女生分两组，每组13人左右住农民一家，地上铺了稻草，垫上带去的被子，一溜睡。没事干，就值班轮流烧饭。为省柴钱，上山砍茅草。早晨煮山芋干吃，没菜；中午吃白菜，晚上的菜就是腌的白菜边皮。估计部分男生受不了，偷农民的菜和鸡（据说），坐渡船到对岸的南陵县黄墓渡镇上抢包子，甘蔗等，乘渡船不给钱（其实只要2分），也不允许女生付钱，摆渡农民拿学生没办法。当时的班主任是葛兴家（字不一定对），还组织我们爬了一次当年游击队呆过的山洞（很长一段路都完全是在爬）。总之，东方红中学上学期间，学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搞阶级斗争，跳忠字舞读语录，挖战壕备战备荒、学工学农拉练中耗掉了。1970年东方红中学初中毕业，当时政策是“四个面向”：1，到兵团（安徽合肥汽车发动机厂）；2，到芜湖市一些工厂企业；3，上山下乡；4，继续升学。
那时候学校领导被工宣队掌控，学校工宣队中有一个姓计的女的原来是父亲地区卫校的学生造反派，有事没事就把我弄到学校办公室去训话，说我父亲是走资派有历史问题，要我和家庭划清界限等等，父亲说她公报私仇（在卫校被处分过）。
1970年初中毕业时我和孪生姐姐心里很是忐忑不安，进兵团进工厂想都不敢想，那一定是家庭出生好的同学的事，我们只求能继续读书上学就好了。
果不其然，据说工宣队反对我继续上学，还怀疑我的班主任朱厚坚老师（老五届大学生）为什么坚持要让我上学（朱老师对工宣队说：“如果不让苏斐上学，那这个班就没人应该上学”），工宣队长亲自调查，最后找我谈话我才知道此事，我很感激朱厚坚老师也很感谢那位朴实的工宣队长，在那种极左年代和思潮下，仍然爱才惜才让我能够继续升学。
我的孪生姐姐没有那么幸运，她在三营二排。她们班有个很会来事的女生许xx，跳出来贴大字报写决心书表示要带头上山下乡（当时很多同学被逼无奈只好下放了，但是这个写决心书的女生后来却没有被下放），配合校革委会工宣队开上山下乡动员大会。那红底黄字的决心书就是一道“催命符”，姐姐在强大的压力下被逼“二抽一”，为了我能够继续上学，她主动转了户口下放到农村。
1970年我和孪生姐姐
初中阶段结束了，极少部分人没有下放，大部分同学作鸟兽散，飞到广阔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。 从初中到高中毕业，我1966年、1968年、1970年前后三次进入芜湖一中。
1970年下半年，我又重回芜湖一中校园，昔日的东方红中学三营五排只剩下我、吴奇、朱德祥、董群（董群的母亲谢冠雄老师。是芜湖一中1954年的资深教师）等不多的十来个人，一中把我们66届留下的人合并成高预班（高中预备班），我和吴奇、朱德祥分在高预8班；1971年3月高预8班打散我和吴奇、朱德祥等被并入芜湖一中高二（4）班。至此，我和我的弟弟苏元元变成了同一届同学，他在小学比我低一届，后来在芜湖一中高二（2）班。
高二（4）班是67届小学毕业生，比我们年龄小个1、2岁，很多同学没有交集也不熟悉，因此我只跟邻居发小同是66届的田瑞英、杨琳、孙宪3个女同学来往频繁，当年总是在一起，后来自称为“四人帮” 。
第一排左起第5人为笔者，最后一排左起第4人为吴奇。 第二排左起第4开始依次为严映红、程继凯、周荣安； 右起第3人为罗擎珠，第4人为叶凤翔
这张照片在芜湖一中科学馆前面拍摄。1972年是文革的第7年，合影背后的科学馆门窗玻璃全无用木竹钉死，武斗时的痕迹仍然保留。从1970年下半年高预班开始，我们总算真正进入了学生角色。
高中阶段一批安师大过来的女教师：赵世秀、罗擎珠、何其美、严映红等都非常不错，还有几位男教师如：治学严谨的语文老师蔡澄清（后任芜湖一中副校长）；清高帅气的物理老师李辉（后任芜湖12中重点中学校长）；诙谐的语文教师吴长清等，他们给我们这批求知如渴的、被耽误了好几年的学生带来了系统的各科文化知识，奠定了以后这批学生的文化基础。
在十年之后恢复高考时，芜湖一中72届许多学生都考入了大学，吴奇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；我弟弟苏元元和董群（芜湖市人大副主任）上了皖南医学院（因为那时家庭的原因不敢填名牌大学）。
写这篇文章时，不由得想起几位芜湖一中的恩师：朱宝珏老师，周荣安老师、叶凤翔老师，赵世秀老师。
我有幸遇到了几位恩师，即使在文革那种“知识越多越反动”的情况下，依然坚持给我们授业讲课，让我的宝贵青春没有完全交白卷。朱宝珏老师，文革前芜湖市数学特级教师。他是我进芜湖一中第一个启蒙老师，初中阶段唯一讲课不扯政治的教师，对我的人生有着重大影响。我的青春期背负着黑五类家庭的帽子，只有在课堂上我能找到自信和感觉，朱老师就是那位慧眼识珠的人。
朱老师讲课嗓音又高又尖，指手画脚目中无人只有他的问题，每每解析方程式只要他的话音一落我就举手抢着回答，有时候并没有解析出答案就举手，抢到发言权再思考解答，朱老师丝毫不介意我破坏课堂纪律的行为，每次对我大加赞赏说我脑子来得快，我俩在课堂上那种默契心灵感应到了旁若无人的地步，我这个酷爱文学的人居然当上了数学课代表，朱老师之后也成了我家的座上客，他经常与我父亲谈天如同家人这是后话。在那个短暂的时期，朱老师顶着文革反对知识化强大压力，我们学到了那个时代同龄人没有学到的数学解析几何，后来上高中得以续上立体几何知识。周荣安是印尼归国华侨，他在学校教英语。文革期间受读书无用论影响我不想学英文，酷爱文学的我跟在赵世秀语文老师后面，天天享受在语文课上被读作文和当语文课代表的快乐，可是有一天周老师突然宣布我为英语课代表，一人兼两个课代表是从未有过的事——无奈何我被逼得只好认真学英语，上新课前就事先温习，还要替周老师完成全班同学到我这儿一一背诵课文、甚至改英文作业的额外任务。
周荣安老师在改革开放开始的八十年代初就出国定居在加拿大，我们之间最初还用英文通过几封信（应周老师的要求），后来嫌麻烦，再后来到现在，那点英文早还给周老师了。叶凤翔老师、赵世秀老师待我如师如母，潜意识中我一直把自己当作她们的孩子。赵老师经常星期天在家包饺子喊我去吃，还告诉我和饺子馅的绝招：先放油后放调料不出水。赵老师有4个儿子，那时也没有双休日只有一天假期，现在想想有那样的老师真是很幸运的事。
一次上语文课，赵老师说:XX夾着yi（尾）巴逃跑了，同学们面面相觑不知道那个“yi巴（尾巴）”是咋回事？赵老师也被全班同学搞懵了，问我：“不是yi巴是什么？“我说：“我们这里的人从小到大只知道尾[wei]巴二字，不知道还能念”yi巴“.......
叶凤翔老师是生物教师兼班主任，叶凤翔也是我前夫的芜湖一中班主任老师，前夫是芜湖一中65届学生，叶老师可谓是芜湖一中元老级人物。一次上生物课我在开小差（看小说），冷不防她提问我”什么东西含铁最高？”我自作聪明的回答：肉！引得全班哄堂大笑，原来叶老师正在给大家讲生铁锅炒菜的好处。
程继凯是山东大学文科毕业的，高二（2）班的班主任、政治老师，深受学生拥戴。这位如陈景润般的书呆子，除了在课堂上神采飞扬滔滔不绝外，完全不懂生活宿舍里凌乱不堪，记得大夏天他的单人床上仍然垫着厚厚的棉絮，只是上面铺了一领草席。个子高大沉默寡言来自农村的他一直单身没有结婚，多次相亲未果。
1975年的某天在一中上班的我，突然听到程继凯发疯的消息，说是精神失常跑到山下大礼堂那边狂喊砸门，因为得知学校要调整教职员工把他踢出芜湖一中，书呆子不能承受（从大学毕业分配到芜湖一中已经十多年了）这样的打击，第二天就听说自杀了。
我们这届学子尤其是2班的同学听闻此事，个个义愤填膺无限惋惜程继凯老师，又找不到发泄复仇的对象一一历史淹没了多少好人，唯有学生心里永志不忘自己的老师，在此为程老师记上一笔。周荣安和叶凤翔老师，还是先后推荐我留校工作的恩师。
赵世秀老师早在1990年代初，因为洗澡煤气中毒和媳妇孙女一起去世了。那时仅仅两三年时间，芜湖因为水煤气中毒死了二三十人（我姐姐也在之列），那种不安全的水煤气引起的事故后果惊人，听说有死者家属从英国回来和政府打官司，都没能讨个说法。
叶凤翔老师，我赶在她弥留前去医院看望了她，她戴着呼吸罩嚅动着嘴巴，我贴近她脸边才听出：“两个韩国仔（我外孙）还好吗？”我紧握她的手，如亲人般的感觉涌上心头.......
永别了恩师们。（估计周老师在加国要么年事已高要么也作古了）
1973年我与赵世秀老师合影
在叶凤翔老师弥留前看望恩师
芜湖一中72届高中学生毕业后，国家仍然执行的是上山下乡政策，这次连初中的“四个面向”机会都没有，只有一条路上山下乡。
72届毕业生几乎都下放了，后来每个班级推荐了2名民办教师，吴奇是幸运儿之一，我既不是班干又没有后台自然不在此列，这批民办教师不但躲过了上山下乡，还没有中断过知识的学习（当教师），我一直认为我们芜湖一中72届出了吴奇这样的院士科学家绝不是偶然的，72届出了许多优秀学子，在77年恢复高考以后，72届民办教师中很多人都考进了大学。
此时，我家5个兄弟姊妹（全部是芜湖一中毕业的）中已经有4个下放农村，我被迫弄了个骨折（左臂游泳摔断）病残证明，留城待就业。
1973年的某天，我意外接到母校邀请（周荣安推荐）去学校报到，尽管是临时工我欣喜若狂，1974年暑假后我再一次受到续聘（叶凤翔推荐），之后芜湖一中一直留我在学校，教学紧张时我就顶班教课，闲时在学校化工厂。同期留校教课的还有同届同学张御冬（他父亲是安师大名教授，女儿去年是安徽省文科高考状元），我们的工资都在校办工厂里开支，因为教育局一直没有代课教师的转正指标，我和张御冬只能算是临时工，待到1977年初我离开一中另谋出路。1976年四五运动，芜湖一中这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，许多教师对文革和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早就不满，大家私下在小圈子里议论纷纷，对校领导的不许出门的警告置若罔闻。1976年我与芜湖一中的二位同事赵永嘉（会计）、杨秀芝（工宣队）合影
“四五”当天，我与学校的赵永嘉（会计）、杨秀芝（工宣队）3人偷偷地跑到南京，接站的杨的亲戚是南京公交公司司机，他一路大骂四人帮等，南京人的觉悟勇气不由得不佩服，新街口广场上到处堆满了花圈，还有横幅标语“我们怀念杨开慧”，著名的打油诗“黄浦江上有座桥，江桥腐朽已动摇。江桥摇，眼看要垮掉；请指示，是拆还是烧？（江青、张春桥、姚文元）”........星期一回校以后，学校领导追查四五去向，我们互相打掩护蒙混过关。1976年因为替邓小平鸣冤，芜湖一中教师唐灝被抓入狱。尽管校史不会记载这件事，我代表所有一中校友，向唐灝老师致敬！在此特意记上一笔。
张家山头的芜湖一中校园，绿草茵茵曲径通幽，科学馆，东、西大楼安在，中大楼二楼是我高中上课的地方，工字房、大礼堂、后门外的水田插过秧（叶凤翔老师带我们种薏仁米）......
从1966年到1977年，最美好的学生时代和青春都在这里度过，一草一木都有过我的印迹，老师同学音容笑貌宛如眼前。 （现在的芜湖一中，因为房地产事业的需要，已经搬到城东政务新区，清一色的高大上的新校区虽然宏伟，但老芜湖一中的浓浓的历史沉淀味道也随之消失，它不属于我心中的芜湖一中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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